育种需要面对的几个问题

　　当前，三大主粮的价格仍面临沉重的下行压力。与国际价格相比，国内三大主粮价格要高30%-50%左右，政府最低收购价托底的政策能否持续推行存疑，这不能赖政府。毕竟，长期维持一个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最低收购价对增强粮食产业的竞争力不利，也会使得育种像似温室的花朵难以经历风雨。农民卖粮难，需要效益，而不是简单的高产。以高产、高消耗为特征的品种应该遭到淘汰，稳产、低耗型品种应大力提倡。

　　问题很复杂，粮价至少牵扯了国际价格、汇率、国内政策以及耕作方式和育种等多方面。按道理，育种应该为产业提供高效益的品种，实际上，育种人对此深感无力，但同时肩负着推却不了的责任，这是育种不能简单搞定的事情。即使育种人做出了若干努力，在品种方面有些许改进（如脱水快的鲜玉米棒子每斤能多卖2分钱），总体上看仍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没有质的改善。

　　粮食价格倒挂暴露了国内粮食产业竞争力弱的特点，提高产业竞争力必走成本节约之路，必须大幅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水、肥、药、种子、机械、人工等六大费用项，每一项的节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种子的花费外，其他五项成本都是育种人的敌人，都是强大的敌人。对此，育种人需要直面，想方设法解决之，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

　　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雾霾成为新常态，越来越恐怖！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环境恶化固然不全是农业引起，农业对此也功不可没。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水资源的大量耗费无不增加了环境的负担。高水肥高产品种的广泛使用，应将育种人推到恶化环境的十字架上，但没有育种人为此负责。如果不想大家继续生活在雾霾下，不想子孙后代也生活在雾霾下，育种人应责无旁贷，尽一份心力，探索培育环境友好型品种，减少农药、化肥和水的使用量。或许，也应探索保护性耕作制度下的育种方式。

　　三、育种目标的调整

　　以上两点其实都指向成本和效益，成本和效益理应成为育种目标调整的核心。高产不是永恒的育种目标，效益才是。高产作为永恒的育种目标，只在吃不饱肚子的时代才成立。育种目标应与时俱进，到了我们这个粮食价格严重倒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时代，必须解决时代赋予我们的命题。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倒挂，农民卖粮难、种粮赔钱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大面积搁荒将不可避免，粮食安全将变成粮食危机。如果环境恶化的势头不得以遏制，很难想象也很难容忍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育种目标是一种社会需求和产业需求，相关制度不应存在不当干扰。种粮人需要的是效益，育种人通过降低品种成本，通过减少品种的农药、化肥、水、人工的使用量或提高机械耕作的适合度满足之，这种关系相对简单。如果中间插一杠子，名其名曰若干理由，只能使问题复杂化。事实上，插一杠子的效果是育种目标的调整变得不再可能。不要认为审定制度总能够正确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我们相信制度建设总是滞后的，政策总是等问题出来以后才去调整。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制度建设又往往停步不前甚至倒退。去掉增产3%或5%的审定标准限制，育种目标将自然向成本节约的道路转移。试想，增产3%却多花费了10%的话，谁还会种植你这个品种？这个帐农民会算，喜欢种植脱水快玉米品种就是一例。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市场化的育种目标，让市场大浪淘沙，不能满足老百姓效益要求的品种就让市场无情淘汰之。

　　即便没有制度的原因，育种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方面也非易事。短缺时代高产=效益，现今时代高产与效益存在矛盾。无论如何，只要方向对了，便走在正确的路上。